对名师、教育家培养的质疑

有三个概念总在头脑里盘旋：好教师、名师、教育家。不言而喻，三个概念的层级性是分明的，找到了三个概念在教师发展坐标体系中应有的位置也不难。我知道这三个概念其实是在教师面前竖起了标杆，鼓励教师有更高的目标，引导教师不断追求、不断进步。对此，我不但不纠结，反而十分赞同。我脑海里盘旋的不是这些，而是这三个概念在当下的实际位置和状态。

事实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目前这三者的关系并没有被真正搞清楚，位置也不准确，因此，发展的战略重心与策略是有失偏颇的，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教师发展格局至今并未真正形成。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我们恰恰对这些现象的关注、重视很不够，如不加以调整，这些现象很有可能演变为不良倾向，将会严重影响教师发展，影响教师队伍建设。这绝不是言过其实，更非危言耸听。我对这些现象作了一个初步概括。

其一，过热。所谓过热，是指名师成长、教育家培养过热。我们当然需要名师，需要教育家。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非常明确，“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唯此，才能形成“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的壮丽气象。当今，名师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教育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加大名师、教育家培养的力度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但是，我们常常缺少一种“复杂性思维范式”的思考：名师、教育家是从哪里成长起来的？答案毋庸置疑：没有一大批好教师，名师、教育家的培养必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空中楼阁。可惜这一基本问题被我们忽略了，甚至被误解了，我们把关系搞颠倒了，总想以名师、教育家来引领、带动教师发展，而有意或无意把对好教师的培养搁置了。如今名师、教育家成了炙手可热的词。过热的另一端肯定是热度不足，亦可能过冷。一些名师工作室、教育家培养工程风生水起，冠之以名师、教育家名义的展示会、研讨会、高峰论坛处处可见，而相比之下，好教师的培养从区域层面来看，声息很小、很弱，大都还止于规划，“躺”在文本中，这种过热、过冷的现象必须警惕。

2014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值得我们关注。他对教师的希望用四句话来表述，每一句的开头都是“做好教师”：做好教师，要有理想信念；做好教师，要有道德情操；做好教师，要有扎实学识；做好教师，要有仁爱之心。2015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中，勉励教师“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中央总是把目光紧紧地投向“大教师＊”聚焦在做“好教师”上。这绝不是对名师成长、教育家培养的否定，而是引导我们要更关注和深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做好教师更重要，名师、教育家还是要从做个好教师开始。试想：当所有教师都成了好教师时，还怕没有名师的成长，没有教育家的诞生？相反，当大家把兴奋点都置于名师、教育家时，广大教师很有可能处在边缘地带，此时，还有什么名师、教育家可言？两种价值取向都是正确的，但战略重点不同。当前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是否应当调适呢？是否应把兴奋点转移到“做个好教师”上呢？是否应让“做个好教师”热起来呢？我们深以为，这是完全应该的，而且事不宜迟。

其二，过急。所谓过急，是指对名师、教育家成长要求过急，而名师、教育家的培养对象本身也显得过急。以下的话语我们并不少见：一年入轨、三年合格、五年成骨干；三年或五年要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形成教学风格，要出属于自己的专著，而且形成自己的操作体系。这样的要求往往有“协议”之类的承诺，给培养对象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不少培养对象慢慢形成一种意识：快快成长，快快出成果，快快成名成家。在这种要求和意识的背后是“一举成名”的念头与心态。其实，这是违背教师发展规律的，往往表现为一种功利化、浮躁化、世俗化的色彩。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目的颤抖”——目的性过强，反而导致害怕乃至失败；而且，这种念头和心态很有可能造成培养教师的自恋——不认识自己，迷失自我，丢失自我。“过急”问题不防止、不解决，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让名师、教育家尽快回到发展的规律上来，让成长、发展有节奏感，体现慢效性，作好长期努力的准备，警惕名师成长、教育家培养中的“暴富”。首先，我们应当让名师成长、教育家培养具有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精神中十分可贵的元素是虚静和坐忘。虚静是一种心境的自由，是一种品格，是一种创作的态度和生活的态度；坐忘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境界和心态，精心、投入、忘我。虚静与坐忘结合在一起，才能进入真正的创作境界，进入创造、创新的状态。虚静与坐忘的实质是克服、抛却追求名利的私念，超越物欲与现实。这是名师、教育家必备的品格和追求的心境。其次，中华美学精神要求避免并克服“轻心”与“贱心”，要有一种“追体验”的功夫，开发想象，放弃成心；要避免“贱心”，这是一种激发和唤起生命的自主性，追求崇高，提升品位。阅读如此，教师发展亦应如此。止于效率和表面，追求所谓的成果和目的，以为可以走捷径，那是“轻心”；放弃自我，追逐物欲，放弃崇高感，被利益绑架，那是“贱心”。“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才是成功的密码和境界。再次，中华美学精神倡导文化积淀，在丰厚的文化土壤里自然生成，追求的不是快速，而是慢速，甚至是“龟速”。慢，才会严谨，才会小心，才会潜心探究、深度体验；慢，恰恰是成长的节律，大概朱光潜的“慢慢走，欣赏啊”，正是一种自然生长状态的描述；也许昆曲《班昭》里的唱词“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正是对快速生长的反映。如果用《大学》中的话来质疑引领名师、教育家成长，可能是直抵问题核心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其三，过于“工程化”。过于“工程化”，是指把培养的期待过多地系在“工程”上，以至依赖“工程”。当下名师、教育家工程相当流行，这里寄托着行政部门、教科研部门的急切期盼，企图通过工程让名师、教育家培养能落地，能真正落实。这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培养理念——打造。我以为，对工程打造不能过于批评，更不能否定，因为工程打造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条件提供、平台搭建、任务驱动等，以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名师、教育家成长，这是需要的。对行政部门和教科研部门的这一举措我们应该理解，应该感谢。但现在的问题是，工程、打造只是一种外部动力，非内部动力，而内部动力才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工程、打造只是一种载体和方式，还应寻找、创造其他的途径，搭建新的平台。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工程”很可能演变为“工程化”，而“工程化”很有可能演化为工具化，工业制造化。若此，极有可能淡化了价值理性，强化了工具理性；淡化了文化底蕴，强化了操作手段；淡化了自由境界，强化了刻意、功利色彩，其结果目标非但不能真正达成，还违背了人才成长规律。

纵览历史，放眼世界，好像还未发现有此类的培养工程，但名师、大师、教育家仍不断涌现。究其原因，我们仍是固守着工业时代的思维。对此，我们暂且不再讨论，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让培养对象既在工程内，又在工程外。所谓在工程内，就是让他们借助工程这一平台，促使自己有更丰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审美意趣以及自由创造的心灵，转变在工程里的角色定位，从受训者到创造者，从燃烧物而成为点燃者，让自己心底里燃起梦想之光，而不要过多地受培养目标、要求以及发展途径的限制，采取自己喜欢、适合的方式，自然、自由地成长。

其中还有一个亟待注意的问题是，让培养对象不要离开学校，尤其不能离开课堂，永远在教育现场。我不禁想起北师大的童庆炳教授。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莫言等著名作家曾是他的学生。他说：“我在40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目，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着课，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这位全国名师，受到大家衷心的敬仰、爱戴，他不是诞生在工程里，而是诞生在具有节日仪式感的课堂里，发展在文化的认知、体验、创造之中。培养名师、教育家的，也许不是一种工程，而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一种宽松自由的体制机制，让他们自己点燃自己。而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现场永远是可以点燃希望的田野。事实证明，对教师而言，离开课堂还有什么名师、教育家可言呢？

别林斯基曾说：“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生就，自然生长、生成也；造就，则是刻意打造也。名师、教育家该当“生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