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征程

谁是校园里最幸福的人

2007年，我调任晋江一中校长，开始了一段新的教育征程：从石鼓山出发。

一天晚上，我和数学竞赛辅导教练姚立宏老师交流，谈到当年数学竞赛取得重大突破，获得省一等奖，辅导团队付出的心血时，姚老师突然说道：“校长，其实你是校园里最幸福的人。”我惊奇地问：“为什么？”她顿了顿说：“我觉得有两点：一是，每天漫步在校园里，总能听到许多师生亲切地问候‘校长好”；二是，每年一千多张学生毕业证书上，都盖有校长印章，那可是一代代学子的永久记忆啊。”

每一声“校长好”，确实让我深受感动，而这“二是”，却是我未曾意识到的。谢谢姚老师提醒了我，让我深刻理解了何为一个校长的核心价值和长远意义，更激励我以身作则，引领师生的发展。

我仿佛看到了学校所在的石鼓山上，满满的勃勃生机和美好希望。

卡片上的赞美文化

我们学校的学生拥有“六张卡”，其中一张卡特别突出，这就是“优点卡”。这个优点卡简单明了，分为正反两面，正面主要是学生个人的基本信息，背面有三个栏目：“自我肯定”“同伴眼光”“老师印象”，包含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以认同、肯定、激励为导向。

作为教育评价的载体，“优点卡”所体现的，是我们所追求的赞美文化。

庄清海老师的故事：复仇记

1991年，我从磁灶中心小学考入晋江一中，从所谓乡下来到县城，父母把我一个人寄在租户家吃住。瘦弱、内向的我，像一条田沟里的鱼被扔到了大海里。

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座位，和一位留级生同桌。他的头发是那种板寸样，脸上透出一种因靠海而辣爆的“闽南黑”，看上去一身横肉。此君荷尔蒙过剩，到处惹是生非求关注。没多久，我也没能幸免。

那天早读，语文老师刚好没来，他大概心情不太好，随便找个借口就用他锤子一般大小的拳头轰了几下我肩膀。老实说，疼是疼，但不至于忍不住，然而我还是很丢脸地哭了起来。我没有告诉别人我哭的真正原因，是没什么朋友，一个人太孤单，小时候被寄养在外婆家的那种被弃感盘踞于心，我不知道这样的孤单要持续多久。这一切让我很沮丧、很无助，甚至很害怕。

擦干了眼泪，咬了咬牙，暗暗发誓要“报仇雪恨”：以后要狠狠地揍同桌一顿！晚自修回家之后——不，应该说是回到租住的房子之后，我开始练俯卧撑，一口气撑了八下，就直接投降，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对骨瘦如柴的我来说，这太难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报仇成功呢？我不禁有些丧气。但事情一旦开始，就收不住。之后每一个晚上，不论是酷暑还是寒冬，我都会一个人做俯卧撑。初二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一次做一百个俯卧撑。到了初三，掰手腕，我已经全班无敌手了。然而，奇怪的是，我已经不想“报仇”了，是啊，我还报什么仇！板寸头早就成为我最要好的哥们儿之一了。

如今，我已经从一个瘦弱的文静小生，变成了一个体型像体育教师的语文老师了。想想也真是奇怪，一件小事居然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难怪莫泊桑会感慨：“人生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无论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点点小事。”

作为曾经的晋江一中的学生，庄清海老师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母校，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在他的故事中，他没有讲当年他的老师怎么做，也没有讲学校做了什么，但依然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积极影响人的校园氛围，那是一种不断促进人心向善，由自卑走向自强、自尊的教育力。

“我的快乐，我的烦恼”

每年，各班班主任都会在学生当中开展“我的快乐，我的烦恼”的调查，为学生的心理状态做“加减乘除”，启发、引导学生培养积极心态。我和心育室何成勇老师也加入这个行列，帮忙研究、破解问题学生的心结。

L同学的“快乐”是：半夜或清晨时的独处；“烦恼”则是：洁癖，有时让人误会，以为他嫌弃别人。

我的分析是：内心平静，善于享受孤独，不是坏事；对美的欣赏应该对象化，陷入自恋甚至自恋成癖，就不好了。

与学生个别交谈时，我们主要通过自身经历及往届学生的故事，或现身说法，或树立榜样，或联系现实，或着眼未来，以引导人生，校准方向，激发学生潜能，帮助学生自主发展。

人总是在不断地犯错、纠错中成长。让事故转化为故事，比说教更有力量。苏锦明老师每年约谈学生数以百计，他善于用故事的形式化解学生当中的事故，又创造出新的故事。

苏锦明老师有这样的故事

踢桌子

那是2013年6月13日，中考前一个星期，学生进入紧张的复习。下午，学生小林来到学校，进入教室，准备上课，看到自己的桌子被碰歪了，桌上的几册书本掉在地上，便吼了一声：“谁碰了我的桌子？”周围的同学被他的喊声喊愣了。见没人应答，他把桌子踢翻在地。由于正要上课，老师忙着上讲台，就把这个学生交给我来处理。

在办公室，我请他坐下，递给他一支笔、一张稿纸，说：“你踢翻桌子，有你的理由。那么你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发这么大的火？请把你的理由或者这件事情写下来。”

学生写完后，交给了我。我说：“你写的，我相信是事实，是真心话，但我还不想看，我把它装进信封里。你回去吧，告诉班主任，说是我让你回教室上课的。过两天，你再来找我。”

两天后，他如期来到我的办公室，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父亲。我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怎么跟来的，或许是知道儿子做错了事，或者是班主任要他来的。反正来者皆是客。我请父子俩坐下，递给学生一支笔、一张稿纸，对他说：“上一次你写了什么，我至今没有看，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你，你能说实话，能正确对待你所做的事。踢翻桌子，可以把它扶起来，‘踢翻’思想，也可以把它扶起来。怎么扶呢？你谈谈自己的看法。”

写完，他交给了我，我又把它装入了信封，这样，信封里有两个“故事”。

我说：“我可以看吗？”他点了点头说：“可以。”我就仔细看了看，觉得他理清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平复了自己躁动的情绪，理性地看到自己的思想起伏。

这是他的第一次记录：“今天上午回家，老爸一直怪我成绩没有考好，高中怎么能上一中？骂得特别凶，简直让人受不了。往日，我返校，都是他开车送我，今天我不坐，一掉头就自己雇一辆摩托来学校了。一进教室，看到自己的桌子被碰歪了，书本掉在地上，更是一肚子火，所以就有了这样鲁莽的行为。”

这是他的第二次记录：“我把桌子踢翻了，这是错误的。当时心里气的是桌子搞歪了，书本掉在地上，其实是对父亲的不满引起的，把不满的情绪迁怒在了同学身上。我恨父亲，他不关心我，只要分数。其实，想想也是，他太想让我上一中，上好的学校。只是我不理解他，每天上学，不管刮风下雨，都是他开车送我，还怪他，却不怪自己不争气。”

我提了一个要求：“你能不能在你的父亲面前，读读你写的这两个故事？”他犹豫着。我就说：“不要勉强，你什么时候有这个勇气，再读不迟。”

想不到我刚说完，他就站了起来，打开信封，取出稿纸，低着头读了起来。

我瞟了瞟他父亲——已经是热泪盈眶了。

苏锦明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曾经做过副校长，有着非常丰富的学生思想工作经验。在这件事情当中，他没有简单作判断、下结论，而是根据学生存在过激的心理反应这个实际情况，将交谈和笔录相结合，让学生自己反思、自己发现、自己调适、自己改变。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师生双方是彼此信任的，背后是一种向善、向上的校园文化取向。

《踢桌子》，一个改变的故事，一个信任的故事，一个人心向善的故事。

《苦笋赋》

晋江一中的接待室，有一个名为“苦笋赋”的书法屏风，由5个小幅作品组成，创作者是陈曦同学，她曾获得全国第三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中学甲组二等奖。

2014年，高三进入了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文静的陈曦坐食难安。她学数学感到很吃力，考试成绩总是不及格。一天中午，我到教学楼巡查，从窗外一眼就看见了她。我走进教室，跟她交谈起来。她告诉我，期中考试，数学只考了76分，压力很大。

我告诉她，我以前刚上高三的时候，数学成绩经常不及格，主要是因为数学基础不大好，但自己没有放弃，努力“接近数学”，做题，练习，慢慢地，发现了数学的美，体会到数学是思维的体操，逐渐喜欢上了它，并找到了学习的方法，成绩也就逐步提高了。

我不知道陈曦是不是从我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反正，她看到了希望，也找到了力量。那一年，陈曦如愿以偿，考进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

上大学前，她书写了一个书法屏风，送给我留作纪念。我把它摆在了学校接待室，以示珍重。

这些年来，晋江一中在“看起点、比进步、论贡献、讲故事”的评价体系之下，致力于“四特生”（综合特优生、学科特优生、技能特长生、特定层次生）的培养，让每一位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实现“三进三出”的教育目标：低进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陈曦同学的成长，即是这项工作的一个缩影。

2015年，高三年级省质检，晋江市统一改卷，我校取得优异成绩，特别是高分段学生形成集群优势。以至于有人怀疑是不是分数统计出现了错误。高考成绩出来后，晋江市文、理科的第一名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文、理前十名，我们各占了6人。

石鼓山故事

2012年12月，晋江一中举行建校6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以“石鼓山故事”为主题开展，同时发布丛书“石鼓山故事”。

庆典大会上，校董会王冬星董事长、校友总会赖世贤会长及部分学生代表，都讲述了“我和我的一中故事”。

我当然也讲故事。在8分钟长的“校长致辞”中，我一口气讲了23个小故事，其中包括退休老校长、校友校董、各级领导等不同主体的点滴故事，四千人齐聚的会场，鸦雀无声。我感觉得到，大家都沉浸在“故事教育学”的氛围里，感觉得到，与会的广大校友、校董都被深深打动。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丁世忠先生评价说：“石鼓山的故事，真了不起!”对于母校的未来，对于晋江一中的发展，激发出了广大校友、校董更多的信心。几年后的2016年，6月7日上午，我站在学校广场，看着学子们信心十足地走向高考考场。突然，匆匆的人群中，我看到一个特别的“身影”，原来是吴乔泽同学，他正背着黄天祥同学走向考场。此时此刻——高考的特殊时刻，我的内心一阵阵激动，泪水禁不住盈满了眼眶。我找到年段长跟他说，毕业典礼上，我要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书。我说的“他们”，有11个人，其中是吴乔泽等10名同学，另一位是黄天祥同学。

黄天祥同学从小小腿肌肉萎缩，行走不便，他的求学之路比同龄人要曲折得多。三年前，他考进晋江一中高中部，吴乔泽等10名同学自发形成一个帮扶小组，每天背着天祥上下教学楼。这一背，就是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帮扶小组”既分工又协作，守在不同的楼层，接力，再接力。就这样，他们11个人一级一级往上走，一层一层地往上登。放学了，上楼变成了下楼，但不变的是那些人、那些动作。

6月24日，高三年级毕业典礼按时举行。典礼上，有一个特别节目：一位男生背着另一位男生，后面跟着9个男生，一起走上舞台。台下700多位师生，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把典礼推向了高潮。

我还了解到，高考期间的护送任务，原本已经安排给与黄天祥相邻考场的同学承担，但吴乔泽担心黄天祥和这些同学都不习惯，就独自揽下了这个任务：先送天祥到达在2楼的考室，再急匆匆赶到自己在5楼的考室。

那一年高考揭榜，黄天祥考了496分(理科)，超过本一线31分。

8月2日，《晋江经济报》以“这条上学路，‘非常10+1'”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报道这个事迹。我在我的署名文章的结尾说：“没有家长的请求，没有老师的安排，一切源于对同学的爱。这是学校德育开出的一朵真善美的花，散发着仁爱的芬芳。”

种种生动感人的故事，促成了“故事文创室”和“文化故事展馆”的设立。在晋江一中，人人写故事、人人讲故事、人人传播故事的氛围日益浓厚。学校定期收集、整理，日积月累，精选分类，并安排不同的场合讲述，还汇编成系列丛书。

我们希望，这些故事代代相传，不断地丰富学校文化，逐步形成石鼓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