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1850年到1899年,中国人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4:1;1902年到1904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2:1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著作多两倍。这一现象折射出近代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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