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指出:“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同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诉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意在强调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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