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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正史皆必记“礼乐”史。有心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人须进入正史的音乐史中寻宝。不娴熟古汉语，不养成阅读四库音乐文献习惯的人，则不能治中国音乐史。
中国是讲礼乐伦理秩序的文明大国。古书记大禹“以五声听治”，这一制度经夏商周继承完善，提升为普遍的礼乐伦理与礼乐世道秩序。《史记》“八书”中，列“礼书第一”， “乐书第二”。班固《汉书》“十志”中，律历志、礼乐志等六大“志”皆在讲“礼乐”的渊源、哲理和治国治民的纲领作用。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在班固看来，孔子所教“六经”，本质上都是在教化“礼乐”与“行”“政”“世”等的紧密关系，即：“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者也。”礼乐伦理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
中国音乐学有完备丰富的美学思想，如儒经《礼记》对音乐之产生、社会作用等都有深刻阐释。“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是讲音乐美的产生与接受都与创作者及受众心境相关。又“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先王之制礼乐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中国音乐曲律学发育早，水平高，作品丰富。先秦时，除宫、商、角、徵、羽五个全音外，还用变调半音。明朝时已懂得十二平均律。湖北“曾侯乙墓”中的大型编钟的每枚钟都具两个不同乐音，敲击标音位置便可发音演奏。其定音频率与现代钢琴中央C频率几乎完全相同。音域可达五个八度，音阶结构接近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比欧洲键盘乐器平均律之出现足足早了2000年。
中国音乐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承传自我，吸收各地音乐，器乐发达，演奏形式丰富。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皆可作乐器。乐曲类型已有祭神乐、宴乐、军乐、节庆乐等区别。玄宗时已有超百人的大型交响乐团，其演员按艺术水平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
中国古代音乐学有其不足，即过度强调音乐的政治性。唐太宗曾认为政治与音乐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政治兴衰导致音乐哀乐。“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围绕《玉树后庭花》这一前朝遗曲是否值得保留的问题，他与御史大夫杜淹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辩，《玉树后庭花》遗曲终依唐太宗的意见加以保留。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略有删改）
下列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就必须从中国各朝代的正史中去寻找，因为各朝代的礼乐史都嵌入到了正史中，而这种礼乐史也都为各个朝代所记录。

B．“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的记载说明古人认为礼可用来调节人们的性情，乐能调和百姓的声音，也就是说古代音乐在教化民众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C．中国古代音乐学有丰富的美学思想，比如儒经《礼记》中的“先王之制礼乐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就阐释了音乐的产生和社会作用。

D．“曾侯乙墓”中的大型编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中国古代音乐曲律学发育早，水平高。历经传承与发展的中国古代音乐也形成了器乐发达、演奏形式丰富的特点。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一个人要想成为中国音乐史方面的专家，熟练掌握古汉语的能力和阅读四库音乐文献的习惯是必备的，应该说这样的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

B．从大禹的“五声听治”到夏商周三代对“五声听治”的继承完善，再到《汉书》中礼乐志的记叙，都显示出了礼乐伦理的教化已成为古代中国的治理手段之一。

C．在班固看来，孔子教授的“六经”本质上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标，其中“礼”和“乐”的功用尤为明显，且“礼乐”与“行”“政”“世”关系密切。

D．音乐是从声音中产生的，它产生的本源在于人心受到外物的感触。这里着重讲明了音乐美的产生与创作者的心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引用《史记》《汉书》《礼记》的内容来讲礼乐伦理秩序在中国这个文明大国的长期存在，它所起到的治国治民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B．湖北发掘出的“曾侯乙墓”中的大型编钟的定音频率与现代钢琴中央C频率近乎相同。编钟的音阶结构接近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

C．中国古代音乐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继承和吸收，它的演奏形式十分丰富，乐曲类型也有宴乐、军乐、节庆乐和祭神乐的众多区分。

D．过分强调政治性是中国古代音乐学的缺点，《玉树后庭花》最终依据唐太宗的意见得以保留，也正说明了《玉树后庭花》具有政治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