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创新传承与交流融合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航标和精神动力。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既有“东学西传”，也有“西学东渐”。
材料一：

材料二：京师同文馆开办后，前门大街贴出了这样的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监察御史张盛藻为反对1867年同文馆决定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算学而上奏说：“朝廷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洋枪之理乎？”
大学士倭仁道： “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超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
——《洋务运动资料》第2册
材料三：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仅仅在出版后的一年的时间里，这本小册子就发行了25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自1856年开始出版介绍西方的书，在此后30年时间里，总共加在一起，只销售了1．3万册。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同时期中国人口的1／12、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国土的1／27，这个数字对比就更令人吃惊了。
1887年，黄遵宪花了12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日本国志》，但国内知道的人并不多。若干年后，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痛心地对黄遵宪说：“你的书如果早一点让大家看到，价值可以抵得二万万两银子。”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尽管此时已经离鸦片战争整整半个多世纪。
材料四：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的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材料五：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他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问题：
（1）根据材料一，图中利玛窦为何身着中国的服饰进行传教？
（2）指出材料二中对待西学的态度。
（3）解释材料三中出现的现象并说明这种现象在戊戌变法前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4）基于以上材料，谈谈你对西学东渐的看法。